专访｜《世界遗产漫步》总导演刘鸿彦：合拍是未来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重要途径
本期专访人物
刘鸿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纪录片生产部制片人。《世界遗产漫步》制片人、总导演；《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制片人；《2020春天纪事》制片人、总导演；《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制片人、总导演等。
11月28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与日本放送协会（NHK）联合摄制的纪录片《世界遗产漫步》在CCTV-9正式播出。该片结合了当下盛行的旅游Vlog形式，以虚拟人物的第一人称视角，带领观众“云端漫游”中国丽江、鼓浪屿和杭州这三个地方，是新媒体环境下“纪录片+Vlog”的创新性实践。与此同时，作为一部中日合拍作品，《世界遗产漫步》也成为了中国题材纪录片“走出去”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范例。
“漫”下来的沉浸式体验
Vlog是以第一人称记录生活的视频形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开始利用手机、微单等便携器材拍摄自己的生活场景，形成了适合迅速观看与传播的视频形式。Vlog式纪录片正是第一人称纪录片在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样式。例如2020年年初，由刘鸿彦老师担任制片工作的《武汉:我的战“疫”日记》，正是以Vlog式纪录片的形式，透过疫情亲历者的主观视角，记录了疫情期间的真实故事。
而《世界遗产漫步》再一次体现了“Vlog+纪录片”的创作可能性。“我认为这种类型的纪录片能够模仿旅游者的视角，使观众获得沉浸式的观感体验，也符合当下受众的观看习惯。我希望大家能在轻松观影的同时，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新的思考和感悟”，刘鸿彦说道。
正如《世界遗产漫步》海报上的slogan所说，“生活不是赶路,‘漫’下来又何妨？”，在当下短视频盛行的时代，人们习惯于观看叙事节奏较快的内容。《世界遗产漫步》在Vlog的创作形式框架下，整体节奏较为缓和，使观众慢下来，沉下心去感受世界文化遗产地的魅力，在云旅游中引发思考、找回自我。谈到片名，刘鸿彦表示“漫步”这个词在中国文化语境当中可能用的很少，反而更像日本的感觉。“因为我们最初对于这个片子的定位就是浪漫的、轻松的，所以‘漫步’这个词比较符合这个片子的气质。”
为了达到这样的“漫游”体验，《世界遗产漫步》在镜头上尽量保持叙事的连贯性，剪辑痕迹较少，全面立体地展现了世界遗产地的风景面貌，最大程度保留了游客视角所带来的真实体验感。“当然我们也会考虑到镜头变化的多样性，所以为了避免镜头取景的单一化，我们会通过虚拟人物的讲述，赋予航拍和特殊视角的拍摄画面合理的呈现理由。”刘鸿彦说道。例如，第一集中妻子在街边孩子们的魔法棒下“飞”了起来，画面变成航拍镜头，带领观众鸟瞰丽江风景，使得作品在保留真实性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丝浪漫色彩。
“当然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在拍摄中要克服很多技术难题。”刘鸿彦补充道，“因为这种拍摄方式一般会选择便携式的设备，但同时又要考虑到台里的4K技术指标以及日方播出平台的技术限制，所以在设备的选择上我们也经过了很多考虑和沟通，最后根据每个拍摄地的条件，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设备机器，再经过后期技术上的调整，确保呈现给观众的画面能够带来最好的视觉体验，从而保证观看时的沉浸感和代入感。”
具有Vlog特征的《世界遗产漫步》不仅适用于当下的小屏观看，它同样是一部适合大屏播放、全家观看的电视纪录片，而生动的人物对话、高清的画面呈现和令观众沉浸其中的情感力量，正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第一视角”中的情感共鸣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有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的纪录片类型，即第一人称纪录片。其中较为经典的有罗斯·麦艾威的《模糊的时间》、芭芭拉·巴德的《美丽的小猪们》等。在我国，以吴文光的《治疗》（1999）为开端，陆续出现了《巫山之春》《失散》《父亲》《乡愁》《最后的棒棒》《寻找手艺》《四个春天》等一系列第一人称纪录片作品。然而，第一人称纪录片在我国依然面临着数量占比小、传播困难、知名度低等相关问题。
部分第一人称纪录作品
而在《世界遗产漫步》中，虚拟人物成为了纪录片的主人公。该片全程运用虚拟人物的主观镜头进行叙事，充满趣味和网感，是新媒体时代下第一人称纪录片的创新之举。虚拟人物的对话承担了传统纪录片中解说词的功能，不仅带领观众参观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塑造了贴合时代背景的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人文关怀。
“丽江篇”“鼓浪屿篇”与“杭州篇”分别对应夫妻，兄妹和母子这三对虚拟人物。刘鸿彦表示，这样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是根据每个世界遗产地的文化特点来设计的。“比如鼓浪屿篇，这个岛上就有很多年轻人在追求和坚持自己的梦想。我们会先找当地有意思的人和故事，然后在这些人和故事上面找一些共通点，再结合当下的时代特点，设计了这样一对年轻且热爱音乐、勇敢追求梦想的兄妹。我觉得不管是中国观众还是日本观众，都会面临未来如何选择的问题，所以这是双方观众都能接受，也都能够产生共鸣的故事。”刘鸿彦说道。
“鼓浪屿篇”中的兄妹对话
“丽江篇”则表现了一对常年缺失沟通和交流的中年夫妻，渴望通过旅游找回彼此曾经丢失的东西。“丽江这一集其实最早是日本导演先提出的想法，我们也觉得比较符合丽江的气质。日方导演也很喜欢丽江的纳西族展现出的异域风情。”镜头跟随这对夫妻的脚步，展现丽江美景的同时，使观众投入到这对中年夫妻的情感故事中，也让观众看到他们在旅行的过程中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的变化，在共情之中反观自己的人生，完成自我审视。
“因为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在两个国家都要播出的片子，要兼顾两个国家的文化品味，所以在人物关系的设计上，我们中日双方也经历了比较激烈的沟通，最后确定了这样三个能够让人们共情的故事。”情感上的共鸣能够超越地域文化上的差异，彰显出纪录片的人文价值和精神力量。这种虚构与非虚构的结合拓展了纪录片的创作边界，丰富了纪录片的表现形式，同时也符合当下大众口味和审美，从而达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中日合拍纪录片的新思路
《世界遗产漫步》主创团队的每个岗位分别由一位中方负责人和一位日方负责人担任，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作品。作为中日文化交融的结晶，《世界遗产漫步》打开了国际传播的新思路，为当前中国题材纪录片“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启示。
“丽江篇”拍摄工作照：中日双方导演、日方摄影师和中方录音师
“丽江篇”拍摄工作照：中方导演与日方摄影师、调焦师
谈到合作契机，刘鸿彦表示是在2018年广电总局组织的学研活动中与NHK进行了深度交流。“NHK的资深创作团队表示他们正在制作一部关于世界遗产的片子，想问我们有没有兴趣一起拍中国部分。”双方一拍即合，并在2018年底正式启动《世界遗产漫步》拍摄项目。“我们在拍摄之前做了很多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我们先从中方的角度提一些想法和建议，然后和日方一起实地考察。出脚本之后大家一起讨论，确定主题、细化故事包括人物设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有非常激烈的讨论，直到框架完全确定之后我们才会进行拍摄。这一点和平时我们拍纪录片的流程非常不同。”
刘鸿彦与日方导演、摄影及中方航拍师
对于世界遗产题材的纪录片来说，拍摄场地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是自然遗产，在叙事上的层次可能不会那么丰富，呈现上可能是另外一种形态。所以我们主要选择小而有特色的文化遗产地。从整体结构和内容呈现上来说丽江和鼓浪屿比较适合。而之所以选择杭州，首先是因为日方本身很喜欢杭州，而对于我们来说，杭州有三处世界遗产，但大多数人只知道西湖。所以我们想借助这样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向观众呈现杭州的西湖、京杭大运河和良渚遗址这三处世界遗产。”
刘鸿彦表示，“《世界遗产漫步》在拍摄之前会做很多很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然后制定非常细致的拍摄计划。我们的拍摄计划会精准到以15分钟为一个单元，包括转场时间。每一次拍摄都是严格按照拍摄计划去执行的，不会有太大偏差，这种拍摄方式对于纪录片创作来说非常难，但也非常高效。”除此之外，刘鸿彦对日本主创团队的守时精神非常敬佩，“工作时他们从来不会迟到，甚至还会比约定时间早到五分钟。”
“鼓浪屿”篇工作照：中日双方导演、摄影及航拍师
但是受到疫情影响，目前该片只呈现了中国的三个世界遗产文化地。“我们原本计划一共拍摄5集，并且最后两集采用最新的8K技术拍摄中国的世界遗产，带给观众更好的视觉体验。未来等疫情好一点，有机会的话我们和NHK还会继续合作的。”
中日主创团队合影
在刘鸿彦看来，合拍是未来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重要途径。“这个世界不是孤立的，文化是多元且相互影响的。合拍的方式能够使我们的作品进入合拍国的主流平台进行传播。就像《世界遗产漫步》，我们拍的是中国的遗产地和中国的故事，这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宣传，因为日本团队也是深入参与创作的，他们知道日本观众的喜好和习惯，所以对于日本观众来说，在观看的同时也会对我们的文化产生认同。”
结语
《世界遗产漫步》结合Vlog的优势，在纪实性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创新了第一人称纪录片的表现形式，带来了新奇的视觉体验，是互联网时代下纪录片类型的一次创新和实践。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崛起，中国题材纪录片也在不断“走出去”。纪录片因其真实、生动、直观等特性，一直被视为文化折扣率最低、情感投射度最高、最适合进行国际传播的文化载体之一。发出中国声音并不难，但是如何利用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潜移默化地传递中国文化是每一个纪录片创作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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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歌璐